爭臣論

　　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，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?學廣而聞多，不求聞於人也。行古人之道，居於晉之鄙。晉之鄙人，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。大臣聞而薦之，天子以為諫議大夫。人皆以為華，陽子不色喜。居於位五年矣，視其德，如在野，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？
　　有人問我：諫議大夫陽城，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嗎?他學識淵博，廣見多聞，又不希望人們知道他的名聲。他履行古人的道德準則，住在晉地的邊境。晉地邊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薰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幾千人之眾。大臣聽說後就推薦他，皇帝任用他為諫議大夫。人們都認為這是很榮耀的，而陽先生卻沒有欣喜的表情。他擔任這個職務已經五年了，看他的品德好像與隱居在野時一樣，他哪裡會因富貴而改變自己的心志呢?
　　

　　愈應之曰：是《易》所謂恆其德貞，而夫子凶者也。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蠱》之“上九”云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則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，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蠱》之“上九”，居無用之地，而致匪躬之節；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，在王臣之位，而高不事之心，則冒進之患生，曠官之刺興。志不可則，而尤不終無也。今陽子在位，不為不久矣；聞天下之得失，不為不熟矣；天子待之，不為不加矣。而未嘗一言及於政。視政之得失，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，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。問其官，則曰諫議也；問其祿，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；問其政，則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，固如是乎哉?且吾聞之：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；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。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，與不得其言而不去，無一可者也。陽子將為祿仕乎?古之人有云：“仕不為貧，而有時乎為貧。”謂祿仕者也。宜乎辭尊而居卑，辭富而居貧，若抱關擊柝者可也。蓋孔子嘗為委吏矣，嘗為乘田矣，亦不敢曠其職，必曰“會計當而已矣”，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陽子之秩祿，不為卑且貧，章章明矣，而如此，其可乎哉?
　　我回答說：這就是《易經》里所說的，長期保持著一種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，這對士大夫來說是有危害的。哪裡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?《易經·蠱卦》的“上九”中說：“不願侍奉王侯，只求自己的節操高尚。”《易經·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辭中又這么說：“做臣子的不避艱難去直言進諫盡忠於君主，是由於他不顧自身的緣故。”那不就是因為所處的時間場合不一樣，所實踐的準則也不同嗎?就像《蠱卦》的“上九”爻說的那樣，處於沒被任用的地位，卻去表示奮不顧身的節操；再如《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說的，處在君王之臣的職位，卻把不侍奉王侯的節操當作高尚，那么冒求仕進的禍患便會產生，玩忽職守的指責也會興起。此種志向不當效法，而且最後將不可避免地獲得罪過啊。現在陽先生擔任職位的時間，不能算是不長久了；了解國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確與失誤，不能算是不熟悉了；皇帝對待他，不能說不重視。然而他未曾說過一句關係到國家政治的話。看待朝政的得失，就好像越國人看秦國人的胖瘦一樣毫不在意，他心中沒有喜悅和憂愁的波動。問他擔任什麼官職，就說是諫議大夫啊；問他有多少俸祿，就說是下大夫的品級啊；問他朝政情況，就回答說我不知道。有道德的人，原來是這樣的嗎?況且我聽說：有官位職守的人，不能稱職就該離去；有進言任務的人，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見就辭去。現在陽先生認為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批評沒有呢?能夠提出批評而不提，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議批評而不離去，這兩種態度沒有一種是對的啊。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做官的嗎?古人說過：“做官不是因為家貧，但有時是因為貧困的。”指的是那些為俸祿而做官的人。應該辭去高位而擔任低下的職務，放棄富貴而安於貧賤生活，當個守門、巡夜之類的差使就可以了。孔子曾經做過管理糧倉的小吏，又曾做過管理畜牧的賤職，也不敢曠廢他的職守，總是說“一定做到會計準確無誤才算完成任務”，總是說“牛羊順利成長才行”。像陽先生的品級俸祿，不算低下和微薄，那是明明白白的了，可是他的行事卻是這個樣子，難道可以嗎?
　　

　　或曰：否，非若此也。夫陽子惡訕上者，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。故雖諫且議，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書》曰：“爾有嘉謨嘉猷，則人告爾後於內，爾乃順之於外，曰：斯謨斯猷，惟我後之德”若陽子之用心，亦若此者。愈應之曰：若陽子之用心如此，滋所謂惑者矣。入則諫其君，出不使人知者，大臣宰相者之事，非陽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陽子，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，主上嘉其行誼，擢在此位，官以諫為名，誠宜有以奉其職，使四方後代，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，天子有不僭賞、從諫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，聞而慕之，束帶結髮，願進於闕下，而伸其辭說，致吾君於堯舜，熙鴻號於無窮也。若《書》所謂，則大臣宰相之事，非陽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陽子之心，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?是啟之也。
　　有人說：不，不是這樣的。陽先生是憎惡誹謗皇上的人，厭惡那些作為臣下卻通過公開揭發他的君主的過失而出名的人。所以，他雖然向皇帝提了意見和建議，卻不讓別人知道。《尚書》中說：“你有好的計策和謀略，就去告訴你的君主，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說：這個計策智謀是我們君主出的。”陽先生的用意也是像這樣的。韓愈回答說：假如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的，那他可謂更糊塗了。進去為君主獻策，出來又不使別人知道，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，不是陽先生所應該做的啊。那陽先生，本來以平民身份，隱居在草野之間，皇上賞識他的品行道義，提拔他擔任這個職位，官為諫議大夫，他實在應該做出成績來，奉行自己的職守，使全國各地和子孫後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諱、剛正不屈的臣子，君主有不濫賞和從諫如流的美名。這就可能使山野間的隱士聽到了而對此產生羨慕之心，束好腰帶，挽起髮髻，願意進身到宮門之下陳述他們的言論，使我們的君主成為堯舜那樣的聖君，使他們偉大的名聲流傳千古。像《尚書》所說的，那是大臣宰相的事，不是陽先生所應該做的啊。況且陽先生的想法，將會使君主厭惡聽到自己的過失吧?這就是在這方面啟發君主啊。

　　或曰：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，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變，何子過之深也?愈曰：自古聖人賢士，皆非有求於聞用也。閔其時之不平，人之不義，得其道。不敢獨善其身，而必以兼濟天下也。孜孜矻矻，死而後已。故禹過家門不入，孔席不暇暖，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聖一賢者，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。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，豈使自有餘而已，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於身也，耳司聞而目司見，聽其是非，視其險易，然後身得安焉。聖賢者，時人之耳目也；時人者，聖賢之身也。且陽子之不賢，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；若果賢，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。惡得以自暇逸乎哉?
　　有人說：陽先生不求出名而別人都知道他，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。他不得已才出來做官，保持著一貫的操行準則而不改變，為什麼您對他責備得如此苛刻呢?韓愈說：自古以來的聖人賢士，都不是由於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，他們憐憫自己所處的時代動盪，民生不安定，有了道德和學問之後，不敢獨善其身，一定要經世致用，普濟天下。勤懇努力，終身不懈，到死才罷休。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過程中，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也不進去看一下，孔子周遊列國時，連坐席也來不及坐暖就又出門了，而墨翟從不安居一地，所住之處灶上煙囪不及燻黑，就離家了。那兩位聖人和一位賢人，難道不懂得自己過安逸生活的快樂嗎?實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，而且憐憫人民的窮困啊。上天將聖賢的德才和能力授予這些人，哪裡只是讓他們自己有餘就算了，實在是想通過他們來補充別人的不足。耳目對人來說，耳管聽，眼管看，聽清是非，看明安危，然後身體才能安全。聖人賢人，是世人的耳目；世人，是聖賢的身體。再說陽先生要不是賢人，那就應該被賢人所遣使來侍奉他的君主；如果確實是賢人，本當敬畏上天的意旨，而憐憫百姓的窮困。怎么能夠只顧自己的閒適安逸呢?

　　或曰：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，而惡訐以為直者。若吾子之論，直則直矣，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?好盡言以招人過，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，吾子其亦聞乎?愈曰：君子居其位，則思死其官。未得位，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。我將以明道也，非以為直而加入也。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，而好盡言於亂國，是以見殺。《傳》曰：“惟善人能受盡言。”謂其聞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：“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。”今雖不能及已，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?
　　有人說：我聽說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，並且憎惡那種把攻擊別人當做正直的人。像您的議論，直率是夠直率的了，未免有點損害道德並且浪費口舌了吧?喜歡直言不諱地揭發別人的過失，這就是國武子在齊國被殺害的原因啊，您大概也聽說過吧?韓愈說：君子有官位，就應有以身殉職的思想準備。未得到官位，就考慮修飾文辭來闡明他掌握的道理。我是要闡明道理，並不是自以為正直而強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東西。況且國武子是因為未遇到善良的人，又喜歡在亂國直言不諱，所以被殺。《國語》上說：“只有善人才能夠無保留地接受批評。”這就是說他聽到別人規勸後能改正自己的過失。您告訴我說：“陽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。”陽先生雖然現在未能達到，難道他將來也不能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