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黨論

　　臣聞朋黨之說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，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
　　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，是自古就有的，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。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，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，這是很自然的規律。
　　

　　然臣謂小人無朋，惟君子則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祿利也，所貪者財貨也。當其同利之時，暫相黨引以為朋者，偽也；及其見利而爭先，或利盡而交疏，則反相賊害，雖其兄弟親戚，不能自保。故臣謂小人無朋，其暫為朋者，偽也。君子則不然。所守者道義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節。以之修身，則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國，則同心而共濟；終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故為人君者，但當退小人之偽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則天下治矣。
　　但是臣以為：小人並無朋黨，只有君子才有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。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，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，那是虛假的；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，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，即使是兄弟親戚，也不會互相保護。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，他們暫時結為朋黨，也是虛假的。君子就不是這樣：他們堅持的是道義，履行的是忠信，珍惜的是名節。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，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。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，那么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。始終如一，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。所以做君主的，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，進用君子的真朋黨，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。
　　

　　堯之時，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為一朋，君子八元、八愷十六人為一朋。舜佐堯，退四凶小人之朋，而進元、愷君子之朋，堯之天下大治。及舜自為天子，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，更相稱美，更相推讓，凡二十二人為一朋，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。《書》曰：“紂有臣億萬，惟億萬心；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”紂之時，億萬人各異心，可謂不為朋矣，然紂以亡國。周武王之臣，三千人為一大朋，而周用以興。後漢獻帝時，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，目為黨人。及黃巾賊起，漢室大亂，後方悔悟，盡解黨人而釋之，然已無救矣。唐之晚年，漸起朋黨之論。及昭宗時，盡殺朝之名士，或投之黃河，曰：“此輩清流，可投濁流。”而唐遂亡矣。
　　唐堯的時候，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，君子八元、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。舜輔佐堯，斥退“四凶”的小人朋黨，而進用“元、愷”的君子朋黨，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。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，皋陶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。他們互相推舉，互相謙讓，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。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，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。《尚書》上說：“商紂有億萬臣，是億萬條心；周有三千臣，卻是一條心。”商紂王的時候，億萬人各存異心，可以說不成朋黨了，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。周武王的臣下，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，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。後漢獻帝的時候，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，把他們視作“黨人”。等到黃巾賊來了，漢王朝大亂，然後才悔悟，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，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。唐朝的末期，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，到了昭宗時，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，有的竟被投入黃河，說什麼“這些人自命為清流，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”。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。
　　

　　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，莫如紂；能禁絕善人為朋，莫如漢獻帝；能誅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之世；然皆亂亡其國。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，舜亦不疑而皆用之；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，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，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，自古為朋之多且大，莫如周；然周用此以興者，善人雖多而不厭也。
　　前代的君主，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，誰也不及商紂王；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，誰也不及漢獻帝；能殺害“清流”們的朋黨的，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；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。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，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，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。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，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，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。周武王時，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，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，誰也不及周朝；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，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。
　　

　　嗟呼！興亡治亂之跡，為人君者，可以鑒矣。
　　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，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鑑了。跡：事跡。鑒：動詞，照，引申為借鑑。

參考資料：